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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南京 把“海上丝”推向第一个发展

发布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18-03-23 04:05 浏览()

  历史上,南京是中国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唯一与“海上丝绸之”发生直接关联的都城;南京还是唯一一座把“海丝”的“南海线”和“东海线”集于一身的古都城市。

  导读:南京与“海上丝绸之”发生关系,就古代而言,主要在两个历史时期,一是汉、唐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我们说的“六朝时期”,一是明代。这两个时期,南京作为都城,是中国中央以国家力量来组织、实施及推动与国外展开海上、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地,这种海外交流,其性质、特征是有别于沿海港口城市以贸易为导向而进行的交流互动的。

  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东吴都城建业和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之所在,海上丝从南海一线北延到东海一线,且“东海航线”与原先的“南海航线”恰好在南京相汇合。历史上,南京是中国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唯一与“海上丝绸之”发生直接关联的都城;南京还是唯一一座把“海丝”的“南海线”和“东海线”集于一身的古都城市。

  当中国王朝都城在黄河流域时,以都城长安或洛阳为中心与国家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汉、唐两代均是如此;而当都城位移到长江流域时,如六朝、南宋、明代时期,“海上丝绸之”就会随之兴起,并且成为连接东、国家中心的主要通道。当然,这背后也隐藏着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域的自然优势和文化传统优势发挥的作用,所谓“北方利于马,南方利于舟”即为形象归纳。

  中国南方地区拥有广阔的海洋及众多的湖泊、江河,先民们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发明舟船、橹桨,并且能够在海上航行,无论是造船工艺还是驾船技术以及对海上航行线的认识,都形成了深厚的经验累积。孙权建立的东吴立足于中国面向海洋的东南区域,建都于“通江达海”的建业(今南京),有条件充分利用这种地域文明优势。

  孙权还派使节乘船跨海去辽东公孙渊处通使,后来公孙渊背信弃义,东吴来使,东吴使臣逃亡到高句丽都城,由此南京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高句丽也从海上建立了往来关系;

  东吴的使臣康泰、朱应等还到达了今柬埔寨一带(时称“扶南国”),并在那里与前往南亚中天竺(今印度境内)访问的扶南国使臣开展了有关交流。

  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与在南京出土的大量东吴人面纹瓦当类似的物品,也出现于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甚至出现在越南境内的古交趾郡治遗址、越南中部的岘港古城等地,这表明当时东吴已经和多个海港城市建立了连通关系,东吴都城的官员以及衙署营建技术与礼仪制度等沿着海洋交通线而展布,古老的海上丝绸之也因此从过去南海区域的合浦、广州一带,进而延伸到东海乃至南京一线。同时,以南京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东海线”也得以正式开辟,并且使“南海线”与“东海线”在南京牵手,使海上丝绸之的航线及所涉范围更加丰富而广阔。

  这一态势被后来定都南京的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各继续,从而把海上丝绸之推向了第一个发展期。

  六朝时期的南京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大量文化要素都通过“海上丝绸之”与海东列国、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国家发生交流,具体内容包括瓷业、建筑、佛教、艺术、文字、礼仪制度等等。正如日本学者吉村怜先生所言:“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文化”。

  六朝时期中国瓷器海问题,过去中国学者很少注意。近些年,在韩国发现的百济武宁王墓、首尔风纳土城、梦村古城等遗址,以及在越南发现的一些遗址中,都有这一时期青瓷或黑瓷器物的发现。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已有“外销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运出,中国瓷业对世界发生影响的历程,从这一时期就开始了。

  此外,越南中部的荼荞遗址出土的人面纹瓦当,与南京东吴都城遗址出土的人面纹瓦当几乎一样;韩国风纳土城遗址出土的百济“汉城期”兽面纹瓦当,也与南京出土的东晋兽面纹瓦当高度相似;中国南方系的纹瓦当,即“单瓣纹式瓦当”,在中国东晋、南朝、韩国百济和新罗及日本飞鸟时代都城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表明,当时南京的建筑技术及文化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这方面的研究以日、韩国家考古学者做得最为精细。近年日本学者佐川正敏等人在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出土的瓦件中,发现了使用“泥板贴筑瓦坯成型技术”(即泥板围筑法)的标本。这一技术在韩国百济和日本飞鸟时代都有使用,并且影响深广,佐川先生由此认为,其技术的源很可能就是在六朝都城建康。

  1997年我们主持明孝陵考古时,在明孝陵陵宫东侧原南朝开善寺寺址,发现了一件南朝时期的仿木结构石塔构件,这件文物对复原和认知南朝乃至东亚地区的早期木塔结构有重要意义。它与日本现存的“飞鸟式”木塔(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及大阪四天王寺五重塔等)同属于中国早期佛塔中的“全木结构佛塔类型”体系,验证了著名古建筑学家傅熹年先生的主张:“自百济传入日本后形成的飞鸟式建筑无疑是间接地源于中国的南北朝,且以源于南朝的可能性为大。”日本现存飞鸟时代建筑共计五座,都是建在石砌台基上的全木结构建筑。这种佛塔的共同特点就是:中有贯通上下的木质刹柱,中心刹柱外四周围以木构的多层塔身,刹顶上部穿出塔顶并上装宝瓶、宝珠、相轮等,刹柱下有“刹下石”(石磉)及埋葬舍利的“龙窟”等等。

  由此可见,南朝建康都城的佛教文化与海上丝绸之的关系极为深刻。据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先生研究,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高句丽佛教与中国北朝关系较为密切,而百济、新罗的佛教则受中国南朝佛教影响较大,这当然与彼时东亚列国复杂的国际关系有关。

  相关文献也可旁证。按史载,百济国佛教就是始传自东晋。约当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胡僧摩罗难陀从东晋到了百济都城汉山城,受到百济国王沈流王之礼敬,第二年(385年)春二月,百济为其“创于汉山,度僧十人”,建于今韩国都城首尔的这座代表着百济佛法由此而兴。这件事对后来百济佛教文化的流播体系形成应有深远的影响。

  到了南朝时期,百济佛教界与南朝都城建康的佛教界有了更多联系。韩国史书《三国遗事》卷三记载,百济“于大通元年(527年)丁未为梁(武)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现韩国公州市班竹洞遗址发现了疑为大通寺址的遗迹,遗址出土的百济时代纹瓦当造型,与我们在南京钟山考古发现的南朝上定林寺遗址出土瓦当的风格也颇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先生甚至认为,在韩国扶余发现的百济定林寺遗址的寺名很可能亦源自南朝,即仿自南朝都城建康钟山当时有名的上定林寺。

  从现有资料观察,日本早期佛教所用纹瓦当,也与中国南朝及韩国百济时期所用纹瓦当风格基本一致,这反映了中、韩、日三国早期佛教建筑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又如《续高僧传》记载,南朝时有新罗僧人释圆光在南朝都城建康,隋开皇年间,释圆光离开中国回到他的祖国,“往还累纪,老幼相欣,新罗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为新罗佛教事业做出重要业绩。至中国的唐贞观四年(630年),圆光逝于新罗皇隆寺,时已高寿99岁。

  由这些记载可知,南朝时期,百济、新罗和南朝之间不仅有使臣往来,推动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交往,而且学问僧之间也有往还之举,进一步导致南朝建康佛教文化对百济、新罗两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东南亚及南亚一带前来六朝都城的异国高僧数量则更多,其中就包括康僧会,还有求那毗地、昙无竭、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这些僧人有的从广州等地登岸,再经陆到达南京,也有的是从海到达。如《高僧传》记载,东晋时期,有天竺(今印度)商船从海上进入南京江面,一直西行到达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所以当时人说:“江道万里,通涉五洲,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

  六朝时期,除列国民间的商业、教人士通过海上丝绸之来到南京,文献记录中还有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十多个国家,不时派遣大使来建康都城访问通好,或赠送佛像、特产等给予东晋、南朝中央。

  所以,在南京六朝贵族墓中,会不时出土来自外国的各类稀见物品,如东晋及南朝时代来自地中海区域的罗马玻璃器、产自南亚或东南亚的金刚石指环、鹦鹉螺杯等。此外,六朝时期大量陶瓷香薰的出土,也能反映出南京与南亚、东南亚一带的香料产地存在较为频繁的贸易关系。当时六朝都城的战略要地“石头城”及城下傍江的“石头津”,正是接送海上来使与商旅的重要港口所在。

  更有意义的是,丰富的“海丝遗产”还充分说明,南京是最早“海上丝绸之”与“陆上丝绸之”互相交汇的中华古都。

  公元399年,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他穿越艰险的“陆上丝”河西段、新疆段、葱岭段等地,在今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境内学习梵书梵语,考察佛教圣迹,求取佛典,于412年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乘商舶从“海上丝”返回祖国,最终到达当时的东晋首都建康。在这里,他和一批外国高僧完成了翻译,并撰写完成把“陆丝”与“海丝”集于一书的《记》。他无畏的和拥有“陆丝”与“海丝”双重探险经历的事迹,都保存于这部空前的作品中。法显及其《记》也成为展现南京“海丝”遗产价值的重要内容。

  通过“陆上丝绸之”来往于西域与南京之间的六朝高僧还有宝云、僧伽跋摩、摩密罗、帛尸梨密多罗、僧伽提婆、畺良耶舍、康僧渊、昙无谶、昙翼、僧伽难陀、法献等。这些高僧来到南京从事翻译、讲经等活动,也留下了诸多的文献遗产或活动遗迹。

  六朝时期,南京还了通过国家间力量推动“海上丝绸之”以及“陆上丝绸之”而进行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跨国文化交流和使节互通活动,这在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上有生动的反映。《职贡图》“序”中说到,梁武帝时期建康都城与海外之交通情况是“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云望日,重译至焉”图中所绘除从海而来的倭国(今日本)、百济国(今韩国)、狼牙修国(今泰国境内)等经海上丝而来的使者外,还有从西域陆上丝而来的西亚波斯国(今伊朗一带)以及从今新疆直到中亚地区的呵跋檀国、胡密丹国、末国、白题国、周古柯国、邓至国、滑国、龟兹国等地的使者。保存至今的《职贡图》是生动反映六朝都城南京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重要城市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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